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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

  最近苹果的股价突破了每股500美元,公司的总市值也轻松超过了谷歌(微博)和微软(微博)的总和,成为全球第一。只要你看得见满大街的iPhone和iPad,这500美元/股的股价就不值得奇怪!打住,请注意,这就是我这样普通人的想法。

  那些所谓“聪明钱”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根据上周美国证交会的资料,去年第四季度,大鳄索罗斯手下的基金大量减持了苹果的股票约22.2万股,留下的9.5万股也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年头两月里逢高减持。

  无独有偶,股神巴菲特也在去年第四季度减持了苹果。谁知道苹果会不会涨到600美元呢,至少索罗斯和巴菲特觉得500美元太贵了。

  看看股神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吧?“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如果你问巴菲特有什么炒股秘籍,他恐怕给你的就是这句话;如果你要问索罗斯,他可能会回答,“在大家都不敢买股票的时候买进,在大家都不敢不买股票的时候卖出。”

  无论是大投资家还是大投机家,他们持续稳定获利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低买高卖,至于为什么可以在低的时候买得到在高的时候卖得出,那是因为这个市场并不是教科书里说的那种“有效市场”。按照巴菲特的说法,要是这个市场有效他早就去喝西北风了,而索罗斯的哲学则是市场的扭曲总是被无限放大直到实在不可支撑。

  要当股神,就不要总是期望这个市场是一个多么有效的市场,相反正是要利用人性的恐惧和贪婪,按照常识,逆人性而动。如果大家对这一点还是不太确信,认为巴菲特和索罗斯这次卖出苹果是不是太早了,那我们还是去回顾一下前几年的事情,趁大家都还记得住的时候。

  2007年,就在上一轮牛市出现最后疯狂之前,巴菲特卖出了他唯一持有的中国股票——港股中石油,当然卖了以后中国石油(10.18,0.01,0.10%)还在涨,卖点距离最高点还有好大一段。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卖?他的回答是:石油企业利润主要是依赖油价,如果石油在30美元一桶时,我们很乐观;如果到了75美元,我不是说它就会下跌,但我不像以前那么自信。现在石油的价格已经超过了75美元一桶。

  有没有人嘲笑巴菲特太保守呢?国际油价最后的高点出现在2008年,达到了147美元一桶,几乎是75美元一桶的一倍。就算这样又如何呢?最后的情况是,油价在2009年初跌到了33美元一桶,而与油价在2008年见顶不同的是,股市在2007年就见顶了。可以参见的是中国的A股在2007年10月以6124点告终,而中国石油2007年11月5日在A股上市第一天的最高价47.42元/股也成为了一个难以再渴望的高峰,目前中石油A股的股价10元/股,港股的股价11元/股。

  为什么还是股神笑到最后,仅仅因为他不贪,这是怎样的逻辑啊。在人性左右的钟摆中间获得合理的收益率,然后长期执行下去,你就是股神。当然了,不仅会卖,还得会买。卖的时候有人接盘是因为有更多的人疯狂——疯狂的乐观,买的时候能够买得到也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是疯狂的——疯狂的悲观。

  还是在大家记得住的时间,2009年,美国市场上最大的指标股之一花旗银行的股票已经跌到了1美元/股,而2007年的时候它还在55美元/股,这种跌幅要比A股的中石油疯狂得多,可是就在2009年,大举买进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等金融股的抄底者们正是巴菲特和索罗斯。为什么买?因为太便宜了,跌太多了,大家都不想要,所以人弃我取,等到人人都想取的时候我再弃。

  绕来绕去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因为苹果,也不是因为索罗斯和巴菲特,而是因为这个星期我们的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说了点“非分”的话。他说,目前A股的2000多家上市公司毫无疑问是中国最优秀企业的代表。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公司总体上的成长潜力更大,而估值水平平均只有15倍左右的市盈率。其中沪深300(2537.086,1.01,0.04%)等蓝筹股的静态市盈率不足13倍,动态市盈率为11.2倍,显示出比较罕见的投资价值,这意味即时投资的年收益率平均可以达到8%以上。

  我不知道巴菲特和索罗斯听了郭主席的话会怎么想?当然了,可以想得到的是,郭主席的话说完了,A股也不会一天两天就涨上去,郭主席也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觉得沪深300的蓝筹股靠谱,有投资价值,仅此而已。

  为什么没有人按照郭主席的话买进股票呢?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在说这是底的时候却没有人拿出真金白银呢?因为A股的涨幅还不够,等到有了赚钱的效应了,有钱的没钱的就都来了,涨得越疯狂来的钱越多,这个时候股神们又开始恐惧是不是应该离场了。

  即使所有的人都知道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操作思路,但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股神是怎么样炼成的,其实股神就是这样在克服了人性追涨杀跌的弱点之后剩下来的,应该都叫做股剩。(作者为本报编委)

source: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talk/20120218/0735114052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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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位

  在证券市场呆了十几年,发现绝大部分人最关心的:市场未来走势会如何?

  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每个女人都非常关心未来流行的时尚是什么?每个男人都非常关心报纸电视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一句话,我们都特别在意别人都在做什么,然后调整我们的行为,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用河南豫剧《朝阳沟》里的一句唱词就是: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可是这种事事时时追随大众的做法效果如何呢?

  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为杰出的人,只是普通人而已。那些成功者肯定是做法与众不同甚至与众相反的人。

  绝大多数投资人都这样做,绝大多数投资人都没有取得战胜市场的优异业绩,而只是得到普通的平均业绩而已。

  那么那些投资业绩优异远远战胜市场的大师投资之道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

  巴菲特如此概括他的投资成功之道:逆向投资。

  巴菲特(2007年)说:“很久以前,查理·芒格立下了自己最远大的雄心壮志:“我唯一想知道的是我将会死在什么地方,一旦知道后我就会永远不去那个地方。”芒格这番话是受到了伟大的德国数学家雅各比 (Jacobi)的智慧启发,雅各比将‘逆向逆向总是逆向’作为解决难题的方法。在伯克希尔公司,我们运用了芒格的这个思想。”

  我回顾了巴菲特过去对逆向投资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逆向思考盈利与风险:先防守后进攻。

  我们大多数人看球时,总喜欢看到的是进攻。而所有的职业球员和教练都明白:赢取最后的比赛冠军最重要的却是靠防守。

  大多数人投资时脑子里想的都是赚钱赚钱再赚钱,而巴菲特投资时首先考虑的是风险风险和风险。

  巴菲特(1996年)说保险和投资一样首先要逆向思考,先考虑如何避免风险,后考虑如何获得盈利:

  “尽管精确评估风险大小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保险公司却还是可以明智地承接保单。毕竟你并不需要精确知道一个人的实际年龄,照样能判断他是不是年龄足够大可以参加选举投票,你也并不需要知道一个人的精确体重,照样能够判断他是不是过于肥胖应该节食减肥,在保险行业必须要牢牢记住,几乎所有意外都不会让人感到高兴。正是牢记这一点,我们为巨灾制定保费收取标准时,确保90%的保费收入就足够支付损失赔付和费用支出。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发现这样的定价是多么明智,但这段时间并不会很短。巨灾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一样,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发现,你到底是不是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在巨灾保险业务上,和在其他业务上一样,我们努力逆向设计伯克希尔公司的未来,我们时时谨记芒格的那句格言:“我最想知道的是我会最后死在哪里,一旦知道我就永远不去那里!”如果我们无法承担可能发生的某种后果,不管发生的可能性多么微小,我们也会事前极力避免播下导致这种事件发生的种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不大量借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严格控制达到我们巨灾保险损失理赔的上限金额,尽管看起来很大,但对伯克希尔内在价值的影响并不会很大。

  第二,逆向选择公司和行业:不求快只求稳。

  市场特别追捧热门的高成长行业和成长股,巴菲特(2007年)却完全相反:

  “我和芒格回避投资于那些我们无法评估其未来发展的企业,不管这些企业的产品多么激动人心。过去,根本不需要任何过人的聪明才智,即使一个普通人也能预见到,一些行业未来将会有极其惊人的增长,比如1910年代的汽车行业,1930年代的航空行业和1950年代的电视机行业。但行业极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极度激烈的竞争格局,结果逼死了几乎所有进入这些行业的企业。即使幸存下来的企业往往也是遍体鳞伤血流不止。正是因为我和芒格明白,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行业未来将会出现急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因此断定这个行业会具有高毛利率和高投资回报率,因为高速增长的行业会吸引很多竞争者进入成为激烈的战场。在伯克希尔公司,我们坚持只投资于那些未来几十年盈利前景可以合理地进行预测的公司。即使如此,我们未来还是会犯下很多错误。”

  市场喜欢变化而且最喜欢快速变化的公司和行业,因为这样可以带来短期快速盈利的机会。巴菲特(1992年)却喜欢逆向选择长期稳定发展能够慢慢赚钱的公司和行业:

  “我们努力固守于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了解的公司。这意味着那些公司具有相对简单且稳定的特征。如果企业业务非常复杂而且不断变化,那么我们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预测其未来现金流量。碰巧的是,这个缺点丝毫不会让我们感到困扰。”

  “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重要的不是他到底知道什么,而是他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到底不知道什么。只要能够尽量避免犯重大的错误,投资人只需要做很少几件正确的事情就足以成功了。”

  第三,逆向选择买入时机:不追涨却喜跌。

  市场上最流行的是技术分析,而技术分析的核心是预测市场走势顺势而为,上涨时买入,下跌时卖出。巴菲特(1990年)却说要逆向投资,在大跌时买入:

  “那些希望其一生中不断买入股票的投资者,应该对市场波动采取与我们相似的欢迎股价下跌的态度;相反,许多投资者不合逻辑地在股票价格上涨时得意洋洋,在下跌时却闷闷不乐。可是他们对价格波动的反应就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混乱:他们知道自己永远是食品的购买者,他们欢迎食品价格下跌,谴责价格上涨(只有食品的销售者才不会喜欢价格一直下跌)。与此类似,即使新闻纸价格下跌可能意味着我们经常保留的大量纸张库存的价值也会下跌,我们持有的《布法罗晚报》也会为新闻纸的价格下跌欢呼,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报纸永远需要不断购买新闻纸。”

  “完全相同的逻辑指导着我们伯克希尔的投资策略。只要我还活着(如果伯克希尔的董事参加我死后已经安排好日程的降神会,那么时间会更长),我们将一直要买入企业的全部权益,或企业的一部分权益,也就是股票。在这种情况下,股价下跌使我们受益,而股价上涨则使我们受损。”

  “股价过低最常见的原因是悲观主义,有时对于整个市场,有时对于某一家公司或某一个行业。我们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进行投资,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悲观主义,而是因为我们喜欢悲观主义导致的低价。乐观主义才是理性投资者的真正敌人。”

  “但是,这不意味着在一家公司或一只股票不受欢迎时买进就是明智的投资,逆向投资策略如同随大流的策略一样愚蠢。投资中真正需要的是思考而不是参考。不幸的是,伯特兰·罗素对生活的观察结果在金融界也出奇的相似:大部分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许多人的确如此。”

  巴菲特从不争抢热门股却偏爱冷门股:“大部分人都是对大家都感兴趣的股票有兴趣。无人对股票感兴趣之日,正是你应对股票感兴趣之时。热门股票很难赚到钱。”

  巴菲特的导师格雷厄姆告诉他两个投资秘诀:“在华尔街要想投资成功,一要正确思考,二要独立思考。”正确思考相对而言容易学到,也容易做到,但独立思考却非常难以做到,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逆向思考,与大众的思维完全相反,完全违反普通人喜欢与社会主流保持一致的人性。能够做到逆向思考而且坚定地逆向投资,做市场中的极少数派,需要一颗能够顶住巨大心理压力、市场压力、社会压力的大心脏,这正是巴菲特投资成功的最大秘诀之一。

  (作者为汇添富基金(微博)公司首席投资理财师,本文仅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source: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20218/0117114039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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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2002年管理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债券基金以来,获得了13%的年化收益率,执掌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570亿美元。除大笔买入爱尔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外,哈森斯塔伯目前还大手笔押注于日元对美元汇率将会下跌 ]

  近日,一位将巨额资金押注于爱尔兰和匈牙利国债将会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反弹的投资者引起了投资界(微博)的关注,这个人就是执掌资产管理规模达到570亿美元的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债券基金(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的基金经理迈克尔·哈森斯塔伯(Michael Hasenstab)。

  哈森斯塔伯的举动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因为他旗下的资产管理规模巨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明星级的共同基金经理,他自2002年管理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债券基金以来,获得了13%的年化收益率,超越业绩比较基准巴克莱资本美国综合债券指数5个百分点,也比同期标普500指数要高出2个百分点。基于出色的业绩,美国晨星公司(Morningstar)2010年将其评选为年度最佳固定收益类投资经理。

  年仅38岁的哈森斯塔伯目前已是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的高级副总裁以及环球债券部联席总监,业内将其称作是下一个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

  逆向投资者

  有些人说,哈森斯塔伯成功的秘密在于,他不害怕对那些处在“不合拍”轨道上或不为人所喜的国家或货币作出庞大而集中化的押注。而且他与那些通常喜欢买入政府、公司以及超国家债务(supranational debt)的债券基金经理也是风格迥异。他更偏爱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和货币进行投资。

  哈森斯塔伯将自己称作是一名“逆向投资者”,他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我们经常都是逆向投资者,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十年时间里也将如此。对于债券投资,我们持有一种以研究为推动力的观点。”

  然而,要在市场中寻找到别人还没看到的机会,需要的是信心支撑,而对于如何建立信心,哈森斯塔伯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质疑自己。因此,他在做出投资决定的过程中会一直对自己进行全面质疑,尝试从中找到答案。

  2004年时,哈森斯塔伯打算投资印度尼西亚市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市场风险偏高。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2004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上台后,他连续2年多次实地到印度尼西亚拜访决策官员,验证自己判断的正确性。

  “当你质疑很多东西,且都能从中找到答案,就会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了。”哈森斯塔伯这样说道。

  作为一名债券投资者,哈森斯塔伯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尽管债券和股票是两种收益相差很大的投资品,但投资国家债券跟股票一样,只有看对基本面,才能避免大失误。”

  哈森斯塔伯认为,股票的基本面是公司的现金流、资产负债表,而债券的基本面则是要了解一个国家,通过汇率、利率以及该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来判断该国债券是否值得投资。因此,看对基本面,或许没法每次都享受到短线回报,但却能避免长线方向判断错误。

  由于不同的债券基金会根据不同的风险和回报选择债券的期限,对此哈森斯塔伯也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有些国家利率风险比较大,如果我们需要规避这些利率风险,持有时间将会较短。而有些国家的利率比较稳定,我们就会持有较长时间。”

  新兴市场情结

  一直以来,哈森斯塔伯都保持着对新兴市场的兴趣,就连他的博士论文所撰写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不清这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总之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那些债务较低的国家发行的债券,比如说韩国、澳大利亚、挪威、瑞典,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在哈森斯塔伯眼中,那些小型经济体比大型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更加良好。

  数据显示,目前哈森斯塔伯所持有的债券中,韩国债券的持有量为9.36%,为持有量最大的头寸。印度尼西亚、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的债券也被他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由于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的债务过于庞大而且杠杆化过度,哈森斯塔伯总是避免买入发达市场上的固定收益债券。

  “目前手中没有美国债券,主要是因为觉得其性价比不高,如果说现在持有美国债券,就意味着美国将要呈现出日本经济面临泡沫之前的那个时代。”

  对于中国,由于政策的限制,哈森斯塔伯没有直接的投资,但从其所选择的国家不难看出,这些国家都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可以说,他已经间接投资中国。

  哈森斯塔伯表示,等到政策放松时,将会在投资组合中加上中国债券。他相信,在未来十年时间里,人民币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全球货币,就像现在的美元、欧元和日元一样。

  哈森斯塔伯还认为,除日本以外,亚洲国家的货币都将升值。

  押注爱尔兰、匈牙利债券

  在哈森斯塔伯的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中,他没有避讳那些受欧债危机侵蚀严重的国家。相反,他认为爱尔兰和匈牙利等国家的主权债务能为他带来更大回报。

  2011年夏天,当全球投资者都在抛售所持爱尔兰政府债券,导致其收益率大幅上升时,哈森斯塔伯义无反顾地进行了反向操作,大笔买入这些债券。

  据基金公司向监管机构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底,他旗下基金所持有的爱尔兰主权债券价值达24.9亿美元。对于匈牙利的投资则更大,截至去年11月底,邓普顿全球债券基金持有价值30.3亿美元的匈牙利政府债券。

  事实证明,在整个欧元区中爱尔兰政府债券的表现远好于其他资产,彭博社编纂的一项指数显示,自去年6月底以来,爱尔兰国债的价格已经上涨了37%。相比之下,匈牙利国债的表现不甚理想,自去年6月底以来,价格已经下跌了8%。

  目前各方都在观望哈森斯塔伯对爱尔兰和匈牙利的庞大押注是否能获得好的结果。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哈森斯塔伯避免买入被视为避风港资产的美国和德国国债,而持有大量新兴国家市场债券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去年下半年至今,哈森斯塔伯虽在爱尔兰的头寸上小有收获,但由于其他海外投资表现不佳,邓普顿全球债券基金的表现在晨星发布的排名中列于同类基金的榜尾。不过,他对暂时的下跌并不那么担忧,在他看来,市场的波动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说都是正常的。

  目前,哈森斯塔伯还大手笔押注于日元对美元汇率将会下跌。但这一举动也曾令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蒙受亏损。

  哈森斯塔伯认为,日元和美元的汇率与日美两国的利率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如果两国利差扩大,美元上涨那日元便会下跌。之前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之下,美元一直处于熊市之中,不过哈森斯塔伯对自己的这笔买卖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未来几年,美联储将会提高利率,而到时候就是日元下跌之时。

  Related:哈森斯塔伯小档案

  哈森斯塔伯1974年出生于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市。父亲是一名建筑学教授,母亲则是澳大利亚人,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务助理一职。他仅6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跟随父母穿梭于世界各地。

  1995年7月,哈森斯塔伯从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获得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士学位后,便加入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成为一名新兴市场主权信用分析师。

  对于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哈森斯塔伯可谓从一而终。除了请假完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课程外,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家公司。就连个人终身大事也在公司内部解决。2009年,他与自己的一名下属、邓普顿全球债券研究团队分析师玛丽·安(Mary Ann)结婚。

  哈森斯塔伯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由于工作的关系,他总要奔波于世界各地进行调研。但他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喜欢旅行,不仅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还能感应到数字背后所隐藏的秘密。”

  在管理基金之余,他最热爱的户外运动是爬山。他的喜爱程度已经达到和妻子蜜月不是在海边享受浪漫,而是去爬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Mount Kilimanjaro)。

  哈森斯塔伯目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山谷(Sonoma Valley)。2007年,他花费290万美元在这里购买了一幢由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别墅,并长期居住于此。

source: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20218/0110114039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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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作者 : 钟洁锦,

發表時間:10/10/2008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最近中国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委(证监委)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

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节、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总理当政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

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

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

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实权和共享利益。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当年所用之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经济要津,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1、掌管着至少2000亿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系统的运作。

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贡献之人。

2、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委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

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计 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的手法密谋定案的。

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计。

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自由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六四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委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委、到建行、担任中央汇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哪里。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

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委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
该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造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担任重任。

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委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委常务副主席的过程。周小川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委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要说朱鎔基总理“ 清廉”,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话。

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结,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

事实情况还是,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找到相关答案。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委副主席、周小川是证监委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

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

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委主席时安排在证监委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周小川当证监委主席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愤。

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总行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跨境跨国的。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众所周知,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造成中国政府和国民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动局面。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

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3、朝野相随、利益均沾。

该利益集团的重要特点还在于其在体制内外遥相呼应,亦官亦商,定时换位,利益均沾,享尽体制内外的优势,当官赚钱两不误,更使得巨大个人利益国际化和形式上的合法化。人们说,该利益集团没有一个人不是隐形支持着一个或者几个境内外金融机构的运作并得利其中,就像贾府门前的狮子一样不干净。例如,李剑阁在体制内外的角色变换,成为年收入几千万人民币的中金公司董事长;高西庆在体制内外的进进出出,利益所得难以估价;汪建熙在机关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来回跳跃,由中金公司董事长变换为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游弋于名义收入和“投资收益”之间;港人梁锦松丑闻下台后凭借与国内的关系得到黑石投资和年薪几百万美元并加奖励;被称为可能是国际“情妇门”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多年来依靠中国“业务”收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工资和奖金;朱云来实际上将国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据为己有,每年个人收入上亿,十来年积累个人财富几十亿,尚不算其占有和隐藏的股份和资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朱云来单凭自己是朱鎔基总理的儿子,多年来掌握和控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攫取巨额利益,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一个高衙内式的恶霸的事实,将作为古今中外最大的官倒,载入史册,而朱鎔基总理也要避免因为纵容朱云来官倒而可能被当成中国历史上的高俅,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声望,特别是国家的荣誉。更为重要的是,朱云来凭借朱鎔基总理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大鳄和官倒,将遗憾地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脚注,永远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的全体人民抹黑。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由建行代表国家持有大股,其余股东包括摩根士丹利投资和香港查史美伦家族等。

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本不是学习金融和经济的,他放着环境保护本行专业不做,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末一举由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王雪冰经请示朱鎔基总理后,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掌控了这一国家投资的平台并据为己有。自此之后的十几年中,中金公司成为在中国享受最大特权、拿到最多投行业务、取得最多牌照、个人收入最高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首先,朱云来一直把国家持有股份的中金公司作为个人公司来经营。早在近十年前,华尔街日报就有整版文章揭露说朱云来如何象黑社会老大一样把持中金公司,并把股权和资产偷偷摸摸往海外转移。

第二、以拥护朱云来作为幼主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拱手将中金公司实际上转让给朱云来,并且保驾护航,分享利益,成为中国历来国有资产流失的最恶性和最典型的案例。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由该利益集团与朱云来商定,由朱云来拍板,已经成为惯例。自朱云来以来的中金公司董事长分别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李剑阁。第三、其官倒性质造成了中国金融业的变相垄断,破坏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机制,造成了以国企为主的广大客户企业不得已而支付垄断价格,其对中国金融秩序的破坏,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糟蹋,对中国大众不满心理的压迫,进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影响,难以估量。

第四、朱云来数年来已经从中金公司攫取了巨额财富。美国投资银行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层无限的贪婪和巨额的报酬。中金公司就是以美国投资银行的模式建立的,在依靠父荫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朱云来的中金公司拿到了中国涉外和国内投行、券商和财务顾问最多和最优厚的业务和收益。特别是中金公司一直采取比照外国同行的分配方式和规模,朱云来十来年从中金公司所得到的收益,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朱云来依靠官倒,用国家投入的平台做个人的生意,发个人的大财,并且披着合法的外衣,实乃旷世未闻。

第五、朱云来一直在盘算和实施着将国家在中金的投入,以貌似合法的方式,例如个人持股激励、个人持有关联业务乃至最终上市,彻底归为己有。这种赤裸裸地瓜分国有资产,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戒。国家用国有资产建立、用特批执照增值、用国企业务喂养的中金公司,如果让朱云来私有,将是最大犯罪和丑闻。在此过程中,朱云来与作为中金公司股东的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中国区主席孙玮之间,就摩根士丹利所谓的自愿减持中金股份的勾结,如果放在朱云来与涉外利益集团有意或无意在投资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过程中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的背景中,其相互勾结就不难理解了。

在美国都认定独立投资银行模式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祸首之一而开始调查其管理层犯罪事实的今天,完全有必要争取主动,尽快彻查和取缔中金公司、彻查和惩治朱云来和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种种犯罪行为、没收不法财产和所得。这就如同打老虎运动,惩处了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整个金融和经济界就会振奋,就有正气,就能立威!否则中国金融和经济就会另有决策中心,中国金融危机的隐患就永远难以得到消除,胡温的和谐社会目标就难以真正服众和实现,社会的公信力也就长期得不到建立。

综观中共历史,没有哪个领导人的子女能够有朱云来的胆识,能够公开傲视一切,高调巨额攫取利益,垄断市场破坏金融秩序,内外勾结损害国家安全。毛泽东不能、邓小平不能、江泽民和李鹏也只是在体制内根据孩子们的特长低调渐进地往前培养。胡温就更是循规蹈矩大气不出。父亲在前面当清廉的总理搞经济改革,儿子在后面掌控并试图将中国最大和最早的合资投资银行居为己有,做国家的生意,直接成为亿万富翁,旷世未闻,简直就是对国家的讽刺和对人民的嘲弄。

三、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在于内外勾结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攫取巨大利益,破坏金融秩序,左右金融政策,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社会安定。首先,他们攫取巨大利益,中饱私囊,个体和整体都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收益者,将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定时炸弹。例如,他们操持国家购买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好处费是多少?他们合伙大量垄断企业上市的承销和顾问,好处费由多少?他们将大批银行贱卖给外国人,好处费有多少?他们逆势向海外投资于贬值企业,好处费有多少?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官倒是朱云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第二、他们破坏金融秩序,垄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投资领域的高额和高端业务,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资源配置,压制了市场人才,减低了市场效率,犯下了破坏国家金融、经济和市场秩序的严重罪行。第三、他们左右金融政策,内外勾结,掌控了中国的金融决策、货币政策、对外投资、金融机构,他们恃主傲人,以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导人不懂金融和业务为名,独断专行,危害了正常决策程序。虽然当前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暂未受波及,但是他们要对中国经济的内伤和金融风险的隐患负责。

第四、他们已经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明显的和未知的巨大的损失,他们主导的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亏损、将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部分错误地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让国家大型金融机构以海外上市的名义贱卖给外国人等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决策失误,而是严重渎职。加上其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已经成为百恶不赦。第五、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其长期以来内外勾结,损害了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国企改革等重大决策,与外商一起损害国家现实和长期的经济利益,其性质就是里通外国。

第六、他们长期掌控金融和经济,破坏了国家政治、组织和思想工作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正常开展,其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影响力,由于其国内外相勾结和掌握金融命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比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都有效的权力,与中央存异心,欺上瞒下,干扰中央决策,短路政策实施,严重危害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府的运转。第七、在中国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和谐社会,优先解决农民和工人疾苦问题的今天,如果不尽早和干净地剔除这块毒瘤,将有可能引起广泛民愤,使得国将难有宁日。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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