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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上周公布議息結果後,議息聲明首次提及通縮問題,並且暗示希望通脹會維持在百分之一點七至百分之二之間,又表示如果有需要支持經濟復蘇的話,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將準備推出更多寬鬆措施。

聯 儲局八月議息會議後,已表明會維持利率接近零水平和資產負債表規模不變,辦法就是將到期的短期按揭抵押證券還款所得的資金全數買入長債。今次會後聲明令市 場普遍認為美國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的機會進一步提高,因此美元應聲顯著下跌,美指數上周已跌穿八十的水平;金價則衝破一千三百美元的關口;而美股也大 幅上升,三大指數連續四周上升,道指高收一○八六○點,大有機會挑戰今年的高位一一二五八點。最有趣的是,資金同樣大舉流入美債,令孳息愈來愈低,兩年期 美債息率跌至歷史低位○點四一厘,十年期國債上周則創出五年來最大的跌幅,報收二厘六一。


金、股、債齊 升,是歷史上罕見的現象,表面矛盾,實質統一,因為美國同時出現通縮、通脹預期並存的畸形現象。因為市場預期聯儲局會買入長債,債價必升,因此先行買入債 券套利,債券泡沫遂漸次形成;因為息率長期維持近零水平不變,企業便借入便宜資金回購股份,支持股價上升;因為預期通脹遲早出現,資產有價,黃金也就成為 投資者追捧對象;更因為「平錢」放眼皆是,按揭負債者人人都懂得借錢還掉短債轉造低息按揭,結果短債還得更快,而聯儲局將收回的資金買入長債的速度更快、 規模更大。一句話,一個因着聯儲局運用量化寬鬆政策挽救經濟而衍生的金錢遊戲已經出現。由於游資充斥,借錢便宜,管他通脹、通縮,總之資產有價,生意淡 薄,不如賭博,不管金、股、債,遂皆有投機之道,直至泡沫爆破,才會息止。

香港作為開放型的經濟體系,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大勢所趨,根本無法不跟着潮流走,因此昨天港股也急升二二一點,恒指報收二二三四○點,創出近期新高。恒指昨天更一度升破今年高位二二三八八點, 技術上,後市大有機會挑戰金融海嘯後去年十一月創出的反彈高位二三○九九點,再展升浪。

事實上,由於本港實施聯繫率的關係,美元長期 下跌,港元兌人民幣必然貶值,而願意不願意也好,礙於國際實際政經力量對比關係,人民幣兌美元多少也要升值,因此擺在香港眼前,預期通脹心理已經形成,一 個追逐資產升值的遊戲已經悄悄地展開,無論金、股以及樓市,都無可避免地會掀起炒風。可是,中、低收入的受薪階層資金有限、收入不穩,卻要面對人民幣升值 和樓價租金上升帶來的生活費用急增的壓力,貧富懸殊惡化、社會矛盾激化,看來勢所難免。

今年施政報告,面對財政盈餘大增和外基金儲備 高達二萬二千億歷史新高紀錄,但普羅市民卻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情況,如何有效地運用公帑紓解民困,肯定是特區政府必須處理的首要問題。衣、食、住、行四個 方面,明顯是住屋問題至關重要。由於社會上要求復建居屋以壓抑樓價和解決居住問題的呼聲愈來愈高,政府無法不予以正視。倘若政府無意復建居屋,卻以為可通 過市建局改變角色,放棄與地產商合作興建豪宅,改為主力發展小型簡約單位,再配合置業貸款和先租後買計劃,企圖解決中下階層市民的置業和住屋問題,便必須 提防好心做壞事。因為在資金充斥和預期通脹心理形成的情況下,大有大炒、小有小炒,即使市建局獨力興建的小型簡約住宅單位,也可成為炒賣對象,屆時普羅市 民高價接貨,便大有可能重蹈歷史覆轍,在資產泡沫爆破後,不幸淪為負資產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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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明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中,将重点发展五大主导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

  上海市发改委昨天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初稿)中,透露上述规划。

  上述的五大产业类别,大部分与世博会的展示有高度承接;在高端装备业方面,则反映近年积极发展中的“大飞机”制造业在未来五年会是起飞的关键。

  同济大学教授钱建平告诉本报,以五大高科技产业做主导,并没有偏废其他产业领域的意思,而是在整体长三角的规划愿景中,上海将继续在高科技这一领域发挥辐射与引领的龙头作用。

各地推出规划案

以低碳环保等为主

  中国中央关于“十二五”(2011至2015年)规划的《意见》即将出炉,近期以来,许多地方与行业都推出各自的规划案。各地在此次规划案中,都提出以低碳、环保、新能源等为主,传统高能耗的产业出现受挤压的情况,显示大势所趋。

  在上海的规划初稿中,到2015年,上海要成为中国综合实力领先、在若干领域跻身世界前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实现翻番,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也将提高。

  此外,上海也要争取新建三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新建1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新建10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建20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构建100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而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上海要保持国内领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要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财大教授:上海可成

世界教育中心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对本报指出,其实还有几个产业值得重点考虑,包括教育、医疗和旅游娱乐文化产业。

  何建民说:“上海在教育领域居于全国的高地位置,也可以发展成世界教育中心之一,因为随着影响力的提升,今后会有很多人要到中国来学习和培训。除了作为华语文学习基地,上海也可以在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方面进一步发展。其次,上海可以发展医疗产业。上海的医疗目前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而社会越发达,这方面的需求越大,所以医疗产业是个必须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第三,旅游娱乐文化产业也很重要。现在每年有一百多天休假日,如何满足旅游娱乐文化的需求,值得探讨。”

  上海在去年成功获得迪士尼乐园落户的项目,预计2015年开业。专长旅游业经济的何建民认为,迪士尼预料将使上海成为世界级的旅游产业基地。

  上海近两年开始规划长江出海口的崇明岛为生态休闲养生岛,在最近举行的一项上海旅游论坛上,专家认为,随着通往崇明岛的上海长江隧桥不久前开通后,上海市区与崇明之间的长江“天堑”被打通,旅游人数近月来激增。

  此外,位于浦东的迪士尼地块与崇明岛只有约40分钟车程,一边是生态自然环境,另一边则是虚拟科技文化,彼此可以起着互补与联合发展的作用,使上海的旅游资源更加多元化与丰富化。

上海将重点发展五大主导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这五大产业类别大部分与世博会的展示有高度承接;在高端装备业方面,反映近年积极发展中的“大飞机”制造业在未来五年会是起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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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中国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编者注),为未来如何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制定了系列的方针。这对于中国当前、未来30年、甚至更远的将来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人才规划》的目标是使中国摆脱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体力劳动者”和“低端知识工人”的角色,由“世界制造中心”成为“世界创新创意中心”,提高自身从国民到国家的整体素质,最终由区域大国变为世界大国,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

  《人才规划》的颁布之际,也正是中国政府面临经济转型、遭遇升级挑战、反思发展模式之时。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应当审视过去3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重新制定战略。因为未来的发展,尤其是知识服务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将不是土地、能源,而是人才。因此,在未来中国众多的发展趋势当中,如何培养、引进并发挥人才对转型发展的驱动力作用,将是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1.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

  过去30年中,中国依靠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是低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人数众多、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对铁路、公路、手机、互联网、电子通讯的巨大需求,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基础,进而推动了中国部分普及型知识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

  然而,在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正不断加速。去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创历史新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从2008年的725万飙升至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未来十年到三十年之间,中国将彻底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将不再存在。并且,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挑战也会日益严重,今年以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对工资过低表示不满而引起的罢工事件,甚至自杀事件。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年轻人的整体负担只会日益加重;同时,内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提高国民的购买力,而大多数人购买力的提高必然来自收入的提高。中国将不得不慢慢失去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劳动力廉价因素。

  如果不把推动中国发展的驱动力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不仅仅知识经济发展不起来,未来,“制造工厂”也会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到中西部,接着迁移到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非洲、南美洲等更具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交通也一样方便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形成“人才红利”,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维持国民绝对高收入以及在全球相对高收入中获得平衡性发展。

  2.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和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享有的世界知名度的品牌却寥寥无几,世界500强里面真正有国际市场份额的中国企业只有华为一家。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国家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整合能力。即使撇开计算机等高新产业,仅仅谈论国家科技,中国包括“两弹一星”都是追赶型而非引领型的科技成就。占据这些技术尖端并由此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正是原创或者说第一次自主制造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美国。同时,美国这些科技的发展又依赖于爱因斯坦等移民到美国的外国科学家,可以说是人才带来了科技的变化。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那就是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严重不足。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目前超过600万,其中大多数都遭遇了求职困境。到2020年,中国劳动人口中将有近两亿的大学生,大学生就业不足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经济和知识服务产业的不发达,进而形成了就业空间的不足。人才缺乏影响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又影响本土人才的培养。对政府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政府机构吸纳就业的容量非常有限,解决大多数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在于企业——我们迫切需要能创造大量知识就业机会的创业创新人才。

  因此,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不只是政府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为了使中国科技再上再上一个新台阶,提升中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打造在质量、创新和服务方面享有国际盛誉的知名品牌,中国需要重视人才,打造创新型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建立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的中长期规划纲要,并贯彻执行。

  3. 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的转型

  另一个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法是关注过去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 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再创24543亿美元的新高,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全球最大出口,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企业的高利润与劳动者的高收入、以及中国企业的大量走出去与国际化。原因就在于人才的问题,使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更偏向于“加工厂”,而非掌握核心技术与创新、创意环节的“公司”。引进技术可以让中国具备技术基础,能够轻易仿造高新科技产品,但是,缺乏人才导致缺乏自主创新、创意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就无法必需进行产业升级。

  同时,中国保持贸易顺差已有多年,但就人才的引进来讲,中国却遭遇了巨大的人才外流赤字。这是个重要因素。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62万人,然而截止至今,他们当中只有49.7万人回国。目前留学生和学者的回国率不足30%,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 8%。 这一事实令大家开始认识到,仅仅拥有强大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能够运用这些资金的人才。因此,吸引原本从中国流出的人力资本回国以及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到中国来的政策措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4. 从硬件建设到向软件建设的转型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调控,经常用“全民运动”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导致了重投资、轻消费,重硬件设施建设、轻软件建设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于注重铁路、公路、基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偏重于房地产等硬件建设。然而,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而不注重消费驱动,将来就可能面临经济产能过剩的危机。

  同时,中国还可能面临社会发展建设滞后的挑战。在过去30年,从三峡大坝到高速铁路,从奥体赛场到世博场馆,中国建设了大量地标式的看得见的基础设施。然而,中国在看不见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软件投资方面却略显不足。

  未来,政府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尤其需要将投资方向转向教育、研发、公共卫生发展、节能与环保、体制建设、社会福利以及其它相关的、能够平衡中国发展的软件领域。中国需要转变观念,从热衷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人才、高技能劳动力以及专家和知识群体制定战略措施。

  5. 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外国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投资占到了中国经济的45%,这一持续的水平在中国和其它各主要经济体当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更加重视减少居民储蓄、推动国内需求。为平衡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减少对固定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鼓励国内消费的增加。这需要加强知识服务业等高薪产业的发展,减少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性产业的依赖。

  为了完成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必须在知识服务领域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包括专业人员、企业家、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咨询师、艺术家、IT专家、技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发展人才驱动型经济。此外,中国还需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要求有收入丰厚、训练有素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大批的进城务工人员。中国的劳动力构成需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

  6.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重视速度、规模到重视质量与效率。“中国模式”中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使得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中国GDP还不足美国三分之一,但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世界水泥、钢铁和大多数原材料资源消耗第一大国,面临气候变化和绿色环保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应对目前世界的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目前模式的中国经济完成崛起,进而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因此,未来中国需要转型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以及传统产业提高知识、科技含量,节能减排,提高效率。关键在于高质量人才。

  7. 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大企业和资本,也轻个人和民营企业。过去中国的发展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国进民退”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权利上的“国强民弱”、收入上的“国富民穷”,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也是“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基础。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面前,加大对社会创新和政策开发的投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投资,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而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公共政策、制度的发展与创新,社会文化与理念创新,智库与NGO等公共组织的发展是关键。这些方面的发展,不需要任何能源,完全依赖于人才的创新、创意。高质量人才是关键。

  建议

  因此,在全球化和国际化日趋激烈的竞争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必须正在面临艰巨的转型。中国需要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把“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从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从重硬件建设到重软件建设,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从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等许多方面。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改进我们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改进我们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加强重视人才参与政府工作以及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改进相关绿卡和签证制度,建立专业的人才猎头机构,加强人才研究,打造全球性的中国国际人才网络,建立国家级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数据库, 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完善科技园体系和留学人员创业体系,吸引海外人才来华创业就业,建立人才特区,实行特殊人才特殊使用政策,让国际人才按全球定价使用,降低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打造一个广纳天下人才为中国所用的中国梦。

  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受惠于全球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中国制造”洒遍世界每个角落,与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然,外国直接投资也给中国带来了低端高科技产业和资本,最终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范围内许多研究甚至将中国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也日益严峻,中国需要面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转型发展。人才,则是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关键支撑,“人才因素”将是中国下一个30年以及未来更长远的发展的新活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王辉耀博士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发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智库型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

  (本新闻文章由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chinese.com)授权,转载在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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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8
US - July S&P/ 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ex

Sep 29
CH - Sep HSBC PMI manufacturing
US - ABC consumer confidence & MBA mortgage applications

Sep 30
MY - BNM to announce money supply for August
SG - Aug money supply data
EU - Aug CPI
US - initial jobless claims, 2Q core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Chicago PMI for Sep

Oct 1
CH - Sep PMI manufacturing
EU - Sep PMI mfg, Aug unemployment rate
US - Sep ISM mfg

Review:-

-Malaysia reveals ETP
-Malaysian inflation rises 2.1% in Aug
-MY foreign reserves rise in Sep
-Inflation picks up in SG in Aug
-US home sales rebound but recovery remains weak
-The Fed leaves rate unchanged
-US leading indicators point to expansion in economy
-Eurozone's Aug PMI falls
-EU industrial orders fell in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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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xiangsongzuo.blog.163.com/blog/static/20738888201081705319882/


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七宗罪”
(Seven Sins of The Pure Dollar Standar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8月17日在人民大学“欧元走向何方--动荡中的欧元和世界经济国际研讨会”以及9月6日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einventing Bretton Woods System Committee)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于北京举办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麦金龙教授几次对我说:你的总结太棒了,不过我想给你的题目加一个词deadly, 应该是Seven Deadly Sins of the Pure Dollar Standar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法国前财长Edmond Alphandery说:这是我读到的关于美元本位制最好的总结之一。蒙代尔说:你应该把每一宗罪都写成一篇文章!《The Euro: The Politics of New Global Currency》一书的作者、并不支持欧元和固定汇率的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主席David Marsh说: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七宗罪,不过你提出的问题,每一个深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人都必须要回答。

以下是全文:

1968年,后来成为法国总统和欧元战略家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表一篇重要演讲。他说:“简而言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世界整体经济和各国经济,皆有异常深刻之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各国经济之影响程度,远远超过所有国内经济政策,美国亦不例外。”

历史证明,德斯坦的论断确实有先见之明。过去40多年人类经济所发生的许多最重要的深刻变革,无一不与国际货币体系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对过去40年国际货币体系之演变没有深入认识,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经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就不可能理解推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有多么重要,就不可能理解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多么紧迫。

本文将过去40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对人类经济的深刻影响,概括为“七宗罪”。(1)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2)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3)急剧下降的经济增长;(4)不断恶化的全球失衡;(5)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6)美元超级霸权和超级利益不断强化;(7)纯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皆经历了反复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周期”,全球经济总体呈现严重的泡沫化趋向。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是纯粹美元本位制,即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之发行完全没有外部约束(欧元诞生之后亦是如此);另一个是全球主要货币之间实施浮动利率,尤其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汇率持续动荡。

纯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源自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摧毁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史无前例的重大变化。1970年代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之增长受到外部约束,不可能任意扩张,譬如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受制于金属储藏量和冶炼技术。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长期固定,汇率动荡和外汇交易只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交响曲中微不足道的小插曲。1971年之后,储备货币近乎无限扩张和汇率持续动荡却成为主旋律。基金组织(IMF)的政策哲学来了180度大转弯,从固定汇率的坚定捍卫者,摇身变为鼓吹浮动汇率的急先锋。原因并非是经济学理论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而是浮动汇率更符合美国利益。

让我们首先详尽描述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给人类经济制造的“七宗罪”。

第一宗罪: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

1971年以来,国际储备货币增长速度比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高得多,导致了全球经济过去40年所累计的通货膨胀,超过人类以往全部历史所有通货膨胀之总和(这还不包括资产价格之急速膨胀)。根据IM F的统计数据,1971年,全球的储备货币总量只有451亿美元,2009年底上升到75,160亿美元,增长近170倍,而真实经济增长速度却显著下降。根据麦迪逊的著名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53--1971年)全球真实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接近5%。1973年以后,迅速降到了3%。2003--2006年好一点,达到3.7%,所以西方各国有一个说法,2002—2006年是新世纪的“黄金5年”。不过好景不长,很快迎来全球金融危机。

过去40年,全球真实经济增长规模小于4倍,而基础货币却增长了170倍。简单的全球货币数量论就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经济体系一定会出现严重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增长这么少,货币扩张那么大,庞大的货币供应量都流到哪里去了呢?大体是三个方向,一是人类经济体系整体的货币深化和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二是大量货币和信用进入金融经济体系(虚拟经济体系或金融资产市场)自我循环;三是进入真实经济体系,造成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


第二宗罪: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

过去40年,全球究竟发生了多少次金融危机?不同研究者的统计尽管有差异,基本结论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过去4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频率史无前例。世界银行2003年的统计研究结果显示,1970--2000年,全球93个国家共发生了117次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学家依成格林和波多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1973--1997年,全世界总共发生139次金融危机,其中发达国家44次,发展中国家95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5--1971年,全球总共只发生38次金融危机,而且都是规模和影响程度很小的危机。

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非常巨大的损失。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117次金融危机之中,为挽救金融危机所发的财政支出,绝大多数超过G D P的3%,至少有7次超过10%。财政损失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分别是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和1980年代初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纳税人为挽救金融危机竟然付出了占G D P总量55%的高昂代价!

当然,这只是财政税收的直接损失。更大的损失是危机之后的大量失业和长期经济衰退,我们至今没有办法去准确估计。譬如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到底造成多大损害?各国为挽救金融机构和救助失业者付出的资金早就达到数万亿美元。危机之后,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与GDP之比例都大幅度上升,2008—2009年多国经济负增长,2010年经济依然疲弱,失业率居高不下,充分说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损失,比此前任何一次经济危机的损失都要大。目前世界人民都希望全球经济不要出现二次探底,期望此次金融危机不要演变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


第三宗罪:急剧下降的经济增长。

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时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增速都显著下降,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难解之谜”。根据麦迪逊的深入研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时代(1950—1973)相比,浮动汇率体系降临以来(1973年之后),全球之真实经济增长速度皆普遍大幅度下降(中国是例外)。美国从年平均3.93%降到2.99%;日本从9.29%降至2.97%;德国从5.68%降至1.76%;英国从2.93%降至2%;前苏联从4 .84%降至-1 .15%;拉美从5.33%降至3.02%;非洲从4.45%降至2.74%;中国从5.02%升至6.84%;全世界合计从4.91%降至3.01%。

如何解释全球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大幅度下降呢?经济学者提出许多理论假说,(1)石油价格冲击说(石油价格急剧飙升,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真实经济衰退);(2)增长极限说(人类经济增长必定受限于各种资源的约束,不可能一直快速成长下去);(3)技术进步放缓说;(4)发达国家停滞说。此类假说皆有一定道理,却缺乏有力的实证数据支持。最近几年来,人们开始思考汇率动荡可能是导致真实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龙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浮动汇率导致全球经济普遍放缓”假说尤其值得注意。

麦金龙认为:“20世纪后期人类经济史一个最主要的难解之谜是:自197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真实经济增速一致普遍的大幅度下降。此时正逢浮动汇率时代之来临。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呢?是各国经济首先出现低速增长,然后才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还是普遍的汇率动荡导致了真实经济增长的普遍放缓?”

“我们的新假说是:全球真实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源自国际货币和金融动荡,尤其是汇率动荡要负重要责任。我们有理由相信:1970年代以来生产力和产出增速的持续放缓,乃是价格信号紊乱之后果。通胀和通缩交替出现,汇率持续偏离经济基本面,长期利率动荡不宁,则是造成价格信号紊乱的主要因素。价格机制失灵自然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降低真实投资之效率。”

我以为麦金龙及其合作者的假说是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之一。我本人提出的“信用体系—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则将解释的重心转向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之背离,可与麦金龙的思想互为补充。


第四宗罪:不断恶化的全球失衡

美国政府将全球失衡定义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或经常账户逆差,是一个错误的定义,并没有抓住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却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不去深入思考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大缺陷,却将注意力集中于指责他国汇率低估,实在是当代世界经济政策舞台上的一出闹剧。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或人类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失衡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全球经济整体来看,是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严重背离。其二、从全球经济结构来看,则是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的严重背离。

全球失衡集中体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快速分离。制造业中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移到亚洲(重心又是中国),货币金融中心却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控。易言之,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全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背离,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背离,是今日全球经济的基本模式,是过去四十年人类经济出现的奇特历史现象,史无前例。它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一切重大宏观经济难题的总根源。下表是全球和主要国家虚拟经济(金融资产)与GDP比例之变化。

金融资产与GDP之比


一个最基本的后果是,西方经济体系里的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规模急速膨胀,愈来愈大,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形成一个自我膨胀、自我循环的体系。美联储等西方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大部分进入虚拟经济体系自我循环,债券市场越来越大,衍生金融产品规模越来越大,货币或外汇交易量越来越高,股票市值越来越高,楼市和其他资产泡沫愈演愈烈,人们的虚拟财富(以持有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值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值衡量)越来越多,高杠杆经营模式,高负债消费模式顺理成章。

与此同时,真实经济和就业率始终维持低水平。整个经济的投机赌博气氛非常浓厚。然而,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极度不稳定的体系,其运行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有风吹草动,可以瞬间崩溃。

虚拟经济一旦崩溃,虚拟财富就快速缩水,人们的预期从极度乐观转为极度悲观,金融机构、实体公司和家庭个人全部被迫“去杠杆化”,消费萎靡,投资不振。虚拟经济呜呼哀哉,真实经济雪上加霜,衰退和萧条几乎就是自然规律。大幅度扩张货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无效,因为无论货币无论怎么泛滥,它都无法帮助金融机构、实体公司和家庭个人修复资产负债表,无法帮助他们完成“去杠杆化”过程。更重要的是,货币泛滥解决不了西方早已根深蒂固的经济社会结构僵化难题,譬如人口日趋老化、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完全刚性、政府赤字居高不下、整个社会债台高筑。后者才是制约真实经济增长最大的麻烦。


第五宗罪: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

“华盛顿共识”所极力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源自纯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马丁·沃尔夫曾经反复论述一个基本观点: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之崩溃,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全球主要货币汇率相互浮动和所谓金融自由化浪潮。

很多著名学者都对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之后果提出了质疑。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认为,外国资本向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自由流动经常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崩溃。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总裁伯格斯坦认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从金融全球化何自由化过程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好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他的多篇文章里也指出:发展中国家没有从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里获得什么利益,倒是经常承受巨大代价。著名的国际贸易学者、世界贸易组织高级顾问巴嘎瓦提长期研究结果表明:很难找到确定的经验证据能够证明金融自由化能够促进真实经济增长,尤其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真实经济增长。

19世纪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时期,全球资本有相当部分是从发达富裕国家流向贫穷落后国家。浮动汇率时代以来的全球资本流动竟然完全转向:资本主要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发达国家。过去40多年来的新全球化浪潮,流向贫穷落后国家之资本占全球资本总流量的比例一直持续下降。譬如,1913年,全球资本至少有25%流向贫穷落后国家,到1997年,该比例下降到只有5%。许多研究表明,过去40年的新全球化时期,全球资本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或者从贫穷国家流入富裕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不发达可能是最重要原因。

第六宗罪:美元超级霸权和超级利益不断强化,意味着其他国家不断向美国输送巨大利益。

戴高乐将军1965年对美元霸权提出严厉批评:“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s)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她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那么,美元超级霸权到底有多么巨大呢?直到两位经济学者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合作发表《从世界银行家到世界风险投资家—论美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和美元超级霸权》,人们才首次从数量上开始准确理解美元超级霸权。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详尽收集、整理和分析了半个世纪以来(1952—2004年)美国对外资产、对外负债及其总回报(总收益)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细致的价值调整,全景式地展现了美国国际收支的历史演变过程,由此获得许多极其重要的惊人结论。有两个基本结论最重要、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一个结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资本金。美国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贬值符合美国根本利益(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此)。由此引申出一个基本结论:美国根本没有任何意愿发起或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她怎么会自毁长城、削弱或消灭美元本位制呢?

譬如: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的详细计算表明:1952—2004年(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5.72%,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3.61%,二者相差2.11个百分点。数万亿乃至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规模,2.11个百分点的回报率差距,美国累积所获得的利益当然是天文数字。

第二个结论:“浮动汇率能够更好地为美国服务”(此乃1970年代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罗斯的著名结论)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Helene Rey的详细计算清楚表明:

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时期(1952—1973),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平均总回报率是4.04%,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即美国的对外负债)的平均总回报率是3.78%,二者仅相差0.26个百分点。

然而,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以来(1973—2004),两个回报率差距急剧放大。美国持有外国资产获得的平均回报率上升到6.82%,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平均回报率却反而降低到3.50%,二者差距急剧放大到3.32个百分点!


第七宗罪:纯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皆经历了反复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周期”,全球经济总体呈现严重的泡沫化趋向。

早在1961年,法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者、国务活动家和戴高乐的经济顾问雅克·鲁夫就尖锐而生动地剖析了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和不公正性: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沦落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又毫无代价地拱手返回给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就好像小孩子们玩游戏一样,赢家同意将赚回的筹码奉还给输家,游戏却继续进行。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过程如下:譬如美国与法国出现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却都是用美元而不是用法郎来结算。获得美元收入的法国进口商将美元卖给法国中央银行,法国央行自然需要增发本国货币来购买美元。易言之,法国中央银行以美元为储备创造法郎。紧接着法国中央银行又将购买的美元投资到美国。同样一笔美元,即扩张了法国的信用,同时又是美国信用扩张的基础。” 如果我们鲁夫精彩描述中的法国换成中国,恰好就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只不过今日中国与美国“过家家游戏”的规模要比当年的法国大得多。

换句话说,法国(中国)以真实财富换回美元钞票,然后又将美元资金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使用,这就是美元霸权可以获取超级利益的秘诀。同样一笔美元却创造出多倍的信用,这就是纯粹美元本位制几乎无限度扩张全球基础货币,从而反复制造全球经济“资产泡沫—破灭周期”的基本原因。

上述“七宗罪”解释了如下重要事实:(1)美国根本就不会有愿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她绝不会自毁长城。(2)美国和代表美国利益的IMF总是极力要求或迫使其他国家汇率升值和浮动。(3)美国千方百计要求或压迫他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


结论非常简单:要摆脱人类经济体系的“七大弊端”,就必须对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实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全力推进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根据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0年8月17日“欧元将走向何方?--动荡时代的欧元与世界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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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the ringgit go international?
- Agusta sold for a nominal sum again
- Southern Steel's prospects may improve after failed M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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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N reaps harvest from a focused business

- Proton gets three bids for Lo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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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1
US - housing starts and building permits
JP - LEI

Sep 22
MY - CPI & foreign reserves data
US - FOMC rate decision, house price index
EU - consumer confidence data
JP - all industry activity index

Sep 23
EU - PMI manufacturing & services
SG - CPI
US - initial jobless claims and continuing claims

Sep 24
SG - IPI
HK - BOP
US - new home sales

Review:-

- Malaysia studies minimum wage option
- MIDA approves FDI of RM7bn in Jan-Jul
- OECD unemployment rate at 8.5% in July
- US trade deficit narrows
- US retail sales up slightly
- US initial jobless claims fall to 2 months low
- Eurozone exports slow
- India increases key policy rate for the 5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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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dream has a price.

Gordon Gekko: [at the Teldar Paper stockholder's meeting] Well,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you're giving me Mr. Cromwell as the single largest shareholder in Teldar Paper, to speak.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not here to indulge in fantasy but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lity. America, America has become a second-rate power. Its trade deficit and its fiscal deficit are at nightmare proportions. Now, in the days of the free market when our country was a top industrial power, there was accountability to the stockholder. The Carnegies, the Mellons, the men that built this great industrial empire, made sure of it because it was their money at stake. Today, management has no stake in the company! All together, these men sitting up here own less than three percent of the company. And where does Mr. Cromwell put his million-dollar salary? Not in Teldar stock; he owns less than one percent. You own the company. That's right, you, the stockholder. And you are all being royally screwed over by these, these bureaucrats, with their luncheons, their hunting and fishing trips, their corporate jets and golden parachutes.

Cromwell: This is an outrage! You're out of line Gekko!

Gordon Gekko: Teldar Paper, Mr. Cromwell, Teldar Paper has 33 different vice presidents each earning over 200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Now, I have spent the last two months analyzing what all these guys do, and I still can't figure it out. One thing I do know is that our paper company lost 110 million dollars last year, and I'll bet that half of that was spent in all the paperwork go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all these vice presidents. The new law of evolution in corporate America seems to be survival of the unfittest. Well, in my book you either do it right or you get eliminated. In the last seven deals that I've been involved with, there were 2.5 million stockholders who have made a pretax profit of 12 billion dollars. Thank you. I am not a destroyer of companies. I am a liberator of them! The point is, ladies and gentleman, that 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 Greed is right, greed works. Greed clarifies, cuts through, and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the evolutionary spirit. Greed, in all of its forms; greed for life, for money, for love, knowledge has marked the upward surge of mankind. And greed, you mark my words, will not only save Teldar Paper, but that other malfunctioning corporation called the USA. Thank you very much.

Gekko: The richest one percent of this country owns half our country's wealth, five trillion dollars. One third of that comes from hard work, two thirds comes from inheritance, interest on interest accumulating to widows and idiot sons; And what I do, stock and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It's bullshit. You got ninety perc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out there with little or no net worth. I create nothing. I own. We make the rules, pal. The news, war, peace, famine, upheaval, the price per paper clip. We pick that rabbit out of the hat while everybody sits out there wondering how the hell we did it. Now you're not naive enough to think we're living in a democracy, are you buddy? It's the free market. And you're a part of it. You've got that killer instinct. Stick around pal, I've still got a lot to teac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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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历经金融风暴,当年带动亚洲经济成长的“雁行理论”模式和经验,如今已在大陆内部全面复制。大陆“中金”公司研究报告显示,海啸后大陆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已让内陆“七小龙”取代珠三角、长三角,成为发展最快速地区,第三梯队“八小虎”也逐渐接棒。武汉和重庆,未来五年将是发展最快速之地。

  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中金),是大陆首家合资的投资银行,发布的大陆经济报告具相当权威性。近日,中金发布“卧虎藏龙”报告指出,过去东亚“雁行模式”中,第四次的产业链大转移,将会在大陆内部完成。

  因为过去卅多年来,东亚生产网络已发生三次产业转移,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泰、马、印尼、菲四小虎,直到九○年代的中国沿海地区。

  这份报告把中国大陆经济分成三个梯队,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北京、天津与福建构成第一梯队(雁首);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等六省一市,组成第二梯队的“七小龙”。

  至于“八小虎”则是由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河南、江西、陕西与山西等八省组成。另外,大部分的西部省分则受产业转移影响不大,并未列入三个梯队当中。

  因产业转移而出现的七小龙、八小虎,未来不仅将引领大陆经济增长;中金公司报告还看好重庆、武汉,未来五年可能将成为中国大城市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有潜力跻身成为中西部的“深圳”与“上海”。

  此外,从客观数据看,中西部的发展确实令人惊艳;以汽车业来说,六年前,第二梯队的七小龙生产只占全国的二七.三%,沿海的第一梯队则有四四.二%;到了二○○九年,这个比率变成了三三%:四一.六%。

  家电产业的此消彼长更是明显,沿海与第二梯队的生产比率,从二○○六年的八三.一%:一五.四%,到了二○○九年,就变成了六九.四%:三○%。

  还有在外商投资方面,二○○八年是个转捩点,其他省份的外商投资总和,首度超过珠三角加上长三角;这一趋势,在去年和今年仍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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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cter credit card rules in the offing
- Daim's ICB attracts Chinese interest
- AirAsia soars on improving cash flow, talk of maiden dividend
- Axiata may benefit from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 Glove companies remain highly profitable
- Petra Perdana falls after proposed rights issue
- Fashion retailers back in vogue
- Dividends galore from small caps : Engkah, Apollo, Wellcall, Advanced Packaging Technology, Tiong Nam Logistics, Uchi Technologies, Tomypak Holdings, Asia File Bhd, CCM, White Horse Bhd, Yi Lai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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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3
CH - Aug PPI, CPI, retail sales, and IPI

Sep 14
JP - July IPI
US - August advance retail sales

Sep 15
SG - July retail sales
US - August IP, ABC consumer confidence
EU - August CPI, 2Q employment

Sep 16
US - August PPI, initial jobless claims,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Sep 17
US - August CPI
SG - July retail sales, electronic exports and non-oil domestic exports


Review

- Japan keeps rate unchanged
- Japan core machinery orders rise 8.8%
- Indonesia raises banks' reserve ratio
- Global services sector slowing
- The US plans stimulus spending on infrastructure
- The US services activity slows down in August
- The US unemployment rate inches up in August
- Services activity picks up in Europe
- Europe retail sales moderate
- Robust 2Q growth for Brazil

source: The Edge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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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最新一期彭博商业周刊特别以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为封面故事,报导郭董的危机处理。文章指出,如果不是今年来十多名富士康员工自杀,郭台铭可能被誉为亨利?福特再世。郭台铭在访问中承认,他未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自杀的严重性。他也说,现在他“不是为钱工作,而是为社会工作,为我的员工工作”。

  在这篇题为“制造你iPhone手机的人”的报导说,富士康深圳龙华厂的员工在8月中旬举行一场难得的“快乐嘉年华”游行,员工穿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装,或打扮成艺妓、啦啦队、蜘蛛人各种造型。接着在一座体育场举行两小时的誓师大会,有特技、音乐表演、有烟火,还有员工唱颂“珍惜生命、关爱家人”。

  这可不是即兴的感性流露,而是由富士康工会和母公司鸿海集团管理阶层安排的活动,目的是为安抚中国各地20余座工厂逾92万名员工的集体心灵。龙华厂区就有30万名员工。

  这项活动显然有其必要,因为今年初以来就有11名富士康员工自杀,大都由员工宿舍大楼跳楼。这让向来低调的鸿海和公司创办人郭台铭顿时成为各界焦点,首度必须面对客户、劳工权益人士、媒体记者、学术界、以及中国政府的检验。

  自杀潮让富士康在全球被冠上最难听的形容字眼:工业怪兽,视劳工如机器、压榨来自乡间的廉价劳工,以及用难以想像的低价争取包括iPhone等产品的订单。对消费者而言,员工自杀让他们重新思考手中电子产品付出的真正代价。

  处理风暴 坦承慢了半拍

  和富士康作生意的多是重视形象的公司,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思科(Cisco)、微软、诺基亚、Sony、惠普、苹果。自杀也成为他们的公关梦魇,考验攸关这些业者获利的委外策略。

  富士康应变已慢了半拍,应变之初也荒腔走板。在独家专访中,郭台铭承认他未在第一时间掌握自杀的严重性。

  他说:“我要向各位坦白,发生第一、二、三起时,我还不认为这是严重问题。现在我觉得我有罪责,但当时我不认为我该负全部责任。”第五起自杀案在3月发生后,郭台铭表示,他决定作些调整。

  直到5月底,富士康第九名员工跳楼身亡后,富士康才开始全面警戒,在员工宿舍拉起安全网,并成立24小时谘询中心。管理阶层对深圳员工月薪加薪30%至人民币1,200元(176美元),并承诺10月还要加薪。

  富士康如今是自中国大陆外销的最大业者,其创办人是台湾首富,据富比世估计个人财富有59亿美元。郭台铭说,他无法证实这个数字,也没算过。

  “我有一个人在管这个,”他以1980年代游历美国时学得、带浓厚口音的英语说:“每年他会呈给我一张报告说有多少。对我来说,我对自己有多少钱没兴趣。我不在乎,我现在不是替钱工作,我是为社会工作,为我的员工工作。”要了解富士康供应链的多元化,可掀开Nokia 1209手机的背面一探究竟。塑胶机壳是由鸿准生产,扩音器是由鸿海生产,键盘和印刷电路板连结器也是,印刷电路板由华虹生产。

  郭台铭在制造革命扮演的角色有一位前人可以比拟:亨利?福特。福特也了解垂直整合、生产自己的原料,以及安排生产线以获得最大效益的重要。福特梦想的企业王国大到需要美国一个州的人口才能推动。

  聘请公关 成立35年创举

  富士康聘请WPP所属的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协助规划正式的公关策略,这是鸿海集团成立逾35年来的创举。

  博雅公关的计划之一,就是同意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请求,首度开放媒体深入富士康的厂房、员工宿舍、安全网作业、甚至郭台铭本人。

  在三个小时的专访中,郭台铭知无不言,谈巴菲特(他老了)、谈企管学历无用论(光读书学不会游泳的)、也谈乔布斯(我逼他给我名片)。郭台铭还调侃纽约金融家“看到哈德逊河便说我是世界之王。”

  访谈地点在龙华,进大门好像是要入境检查一样,有七线像收费站的岗哨和穿了制服的警卫。园区看来虽单调,只讲实用,生活机能却是应有尽用,速食店、自动柜员机、奥运规格的游泳池、大型的LED萤幕播放公告和动画,还有一间书店,店里可看到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店里很醒目的展示是郭台铭的各类传记,其中一本收纳他的语录,像“享受工作”、“环境艰难是件好事”、“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郭台铭不光处心积虑为他的制造王国压低成本,他也愿意为客户冒风险。在重庆,富士康正斥资10亿美元兴建一座每年只为惠普产3,000万台产品的工厂。

  苹果的iPhone 4快生产时,富士康和苹果才发现金属框架太特别,只能由供生产原型的少量高价机器制造。苹果设计师坚持这个规格,郭台铭便向日本Fanuc购买1,000多台单价2万美元的机器。

  坐镇龙华 一天工作16小时

  5月底以来,郭台铭长期坐镇龙华厂办公室,就住在办公室后的房间。他说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三餐都在办公桌上吃。

  “我为这次访问昨晚11点染了发。”他聊起自己时说,几个月没打高尔夫球了,为保持体力,他早晨作伏地挺身,腾出时间来思考“五年计划”。

  郭台铭祖藉是山西,父亲1949年随国民党来到台湾,任职中阶警官,郭台铭是家中的长子。

  郭台铭说,他无法理解巴菲特说2008年投资比亚迪前未事先作研究。他说:“巴菲特太有名了,他的确了不起,作了不错的投资,但已垂垂老矣。他不懂中国的民营企业。如果我当面碰到他,我会说,在美国你告诉大家要保护研发,却又投资一家窃取技术的公司,还说它棒。”

  业界有一个笑话,20年后将只剩下两家公司,所有东西都是由富士康生产,由沃尔玛百货销售。

  郭台铭认为这笑话只是奉承,但不切实际。他说:“我只是做事努力,做事聪明。我从不认为自己很成功,如果很成功,那就该退休了。我若不退休,就表示我仍该努力做事,维持公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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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E Cap unfazed by growing competition
- CIMB's Vietnam venture hits rough waters?
- GuocoLand turning around, launches rights issue
- Developers facing winds of change
- EPF mulls bigger exercise for RHB Cap
- Taliworks targets Hong Kong listing of China water concessions
- Growing appetite for food players - On the M&A trail

Review
- Malaysia maintains OPR at 2.75%
- MY exports slow for fourth month
- MY smaller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2Q
- China's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rebound in August
- Inflation rises to 6.4% in Indonesia
- Manufacturing sector expands - The US ISM PMI jumped to 56.3 in August from 55.5 in July
- Higher US factory new orders in July
- ECB extends loan programme to 2011, keeps rate unchanged
- Eurozone GDP forecast for 2010 and 2011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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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6
MY - BNM foreign reserves for the second half of August

Sep 7
SG - Aug foreign reserves

Sep 8
US - ABC consumer confidence

Sep 9
MY - July IPI and manufacturing sales
US - Fed's Beige Book, July trade data, initial jobless claims
EU - ECB Sep monthly report

Sep 10
CH - Aug trade numbers

*** Bursa on half day, 9 Sep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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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忽视的礼节

  在古老的中国传统中,“郊迎”是一种非常高的礼遇。

  在中国古代,“郊迎”就是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主人亲自到城外迎接来访者。在一般情况下,主人都是在自己的府邸等候和接待来客。正由于这一礼节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中国古代历史的写作者都会以一种恭敬的心态,郑重记录几乎所有“郊迎”事件。

  在某种意义上,最近前来中国的金正日就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郊迎”礼遇:胡锦涛总书记离开北京,到长春会见这位朝鲜最高领导人。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可以反映出当前中朝关系在双方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思议的是,消息灵通的海内外分析者竟然不约而同地忘记了分析这个礼节的内在意义,于是轻视了这次峰会的真正涵义。

  在中朝官方正式报道此次中朝会晤之前,很多国内外分析家过于简单地认为金正日此次来华,主要目的是为了把接班人介绍给中国,并且争取中国对遭受水灾的朝鲜给予援助。这样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其战略视野无疑是狭窄的,并没有看到这次峰会的全部战略意义。

  显而易见,如果金正日此次访华只是为了解决救灾之类的问题,那么他就应该到北京去。这样才符合他作为求助者的身份。但事实却是,他并没有到北京,而是在与朝鲜接壤的吉林、黑龙江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并且在吉林省与胡锦涛总书记进行了会晤。

  其实,只要稍有政治头脑并愿意无偏见地分析问题者,都可以从上述事实中读出一条重要信息:金正日在中国东北的访问,并不是“怀旧访古”那么简单;他并不是作为单纯的求助者来访,而是带着某种事关中朝两国重大利益的东西而来。

  尽管现在还难以获得更为详尽的信息,但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已经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基本可以肯定,正是当下的国际形势,而不是朝鲜的国内形势促成了这次访问。新华社的报道指出,“金正日这次是应胡锦涛的邀请,从8月26至30号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留意中朝关系的人士都会注意到,这次“非正式访问”距离上次中朝高峰会谈仅间隔三个月,这足以说明这次访问具有某种紧迫性,旨在解决某些双方都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报道来看,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当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但这只是一个话头;从这个话头,显然已经产生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走向。它们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决定着东北亚的新格局。

  二、中国重担盟国义务

  在中朝长春峰会上,中国多年来第一次重新承诺将担负起对朝鲜的盟国义务。

  如果我们还记得苏联解体以来的中朝关系史,那么就不会忘记中国长期以来对于朝鲜的冷淡态度。至少在中国外交官员看来,朝鲜是一个封闭落后贫穷因而不具有交往价值的国家。但是今年以来,在美国采取步步进逼的挑衅战略的险峻形势下,这种具有典型市侩心态的经济至上主义看来已经名声扫地。在近期“天安舰”风波引起的新一轮朝鲜半岛危机中,中国决策者断然采取强硬路线,逼迫美国作出让步,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唤醒了自己沉睡近三十年的地缘政治意识。

  这次会谈正是黄海博弈的续着。胡锦涛总书记谈到中国通过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遏制了国际反朝势力的冒险主义行动。这充分表明中国对于前一阶段的黄海博弈结果感到满意。同时,“中方主张有关各方为推动朝鲜半岛局势逐步转圜作出积极努力,缓和当前紧张形势”,这其实是告诉美国和韩国:你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错误的,中国不会容忍任何势力改变朝鲜半岛现状。

  有意思的是,中朝似乎都没有提及“天安舰”事件。这表明中国已经假定“朝鲜不是‘天安号’事件肇事者”。而且中国显然认为,即使朝鲜在“天安舰事件”中扮演了挑衅者的角色,也不应再行追究。这样一来,朝鲜非但不必表示任何自责,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和平卫士”的身份与中国并肩站在一起,对美韩的所作所为指手划脚。

  在美韩看来,中国的这一立场是具有偏袒色彩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却足以证明中朝两国的盟国关系得到了强化。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大国必须偏袒陷入争端的弱小盟国。美国正是这样一贯袒护以色列等国的,并通过这种袒护行径彰显了大国风度。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韬光养晦”哲学显然试图回避对盟国的义务。事实上,自从苏联解体后,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朝鲜半岛危机中断然抛弃“各打五十大板”的假道学立场,转而采取有明确倾向的立场,从而亮明了与朝鲜的盟国关系。

  这是中国外交思维的一个重要转变,虽然不符合外交部的思维定式,但显然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决定。

  三、朝鲜返回中国星系

  朝鲜方面显然也经历了一次外交思维的革命。思维幼稚的人士,往往不假思索地断言金正日是一个封闭保守的独裁者。但这是闭目瞎想出来的可笑谬误。其实,金正日在冷战时代是一个亲苏派,在后冷战时代则表现出亲西方的姿态,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开放视野”的人士,而并不是什么“封闭保守”分子。相反,他希望成为朝鲜的邓小平。不幸的是,他对中国抱有某种也许可以原谅的戒备心理,因而一厢情愿地希望建立一个重点面向美欧的对外开放体系。他的悲剧在于:朝鲜也许有邓小平式的改革家,但却没有一个拥有毛泽东一般胆识和力量的巨人,能够为他打开面向美欧的大门。于是,尽管他使出各种手段,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他的所有努力都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的敌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强烈。

  在进入风烛残年之时,金正日不得不接受现实,寻求在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中获得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在这次长春峰会上,他表示朝鲜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改变,不愿看到半岛局势紧张,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推动早日重启六方会谈,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双方真正的幕后运作,很可能有异于此。这个问题,容后再叙。

  真正值得重视的金正日言论,是他对于中朝友谊和双边经贸合作的表态。

  据新华社的报道,金正日在会谈后的晚宴上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将中朝友谊的接力棒顺利交给下一代人,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对此,胡锦涛表示:推动中朝友谊不断向前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历史责任。由上述对话,可以推断:金正日已经郑重向中国方面“托孤”。我们无法断定这个“孤”就一定是金正银,但金正日这个姿态足以表明他已经决定把中国作为朝鲜唯一的依靠。同时,中国也表明自己完全了解朝鲜的接班安排,并将继续支持朝鲜政府。

  这样,一度试图游向“国际社会”的朝鲜终于回到了中国星系的轨道。

  四、中朝经济圈?

  这次会谈很可能对中朝星系建设问题作了布局。

  在长春峰会中,中朝双方都表示有意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可以推断,这可能正是金正日长时间在吉林、黑龙江视察的原因所在,也是胡锦涛远赴长春与他会谈的原因所在。峰会地点的选择,已经悄然确立了吉林、黑龙江在未来中朝经贸合作中的枢纽地位。

  如果说在黄海危机期间,美韩的威胁是使中朝接近的动因,那么一旦危机过去,经贸合作就将成为维系双方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今后朝鲜在敌意重重的国际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

  据报道,金正日在华期间,先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考察有关机械制造、轨道交通、化学工业等项目。他说,看到吉林的变化发展,深受震动,感触良多,他还说要加强朝方同中国东北地区的交流合作。对此,韩国的李明溥奚落说,让金正日看看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件好事。但这番评论未免证明他太缺乏远见。其实,在金正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赞扬后面,很可能存在着令李明溥恶梦起伏的宏大计划。

  这就是中朝经济圈。

  如果这次金正日带着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那么很可能就是推动中朝经济一体化的初步设想。双方把会谈地点选在长春,本身就是极富于暗示性的。我们由此至少可以推知:中朝间紧邻的几个省、道将开始探索经济一体化的可能路径。虽然现在说“一体化”似乎显得太着急,但倘若过于自信地排除这一前景,则无疑是缺乏想像力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朝能够在哪些领域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题目。但似乎可以断言的是,博彩业不应当成为首选。金正日考察吉林制造业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比较现实的答案是:朝鲜利用其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提供零部件甚至成品,中国则向农业生产条件不佳的朝鲜出口粮食等产品。事实上,近年来朝鲜的一些工厂已经在为中国企业提供产品。

  由于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我们不必担心朝鲜劳动力会使中国劳工失去饭碗。这正如我们不必担心德国汽车零部件会使中国汽配企业工人失业一样。

  五、失落的中国外交大战略

  中国的东北亚新战略,反映出中国决策者们试图重新找回大战略思维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贯穿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但被“韬光养晦”策略所中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习惯于用地缘政治的眼光看问题,努力建立遍布全球的战略盟国体系。

  在毛泽东时代的极盛期,中国成功地在周边布设了一道用于隔离美国势力的防火墙。这道防火墙,是中国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交手以及在越南与美国间接对抗的结果,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输出革命”的结果。由于这个时期的努力,到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拥有一个十分安全的国际环境:有限核威慑战略有效地遏制了北方苏联的军事冲动;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果,使得印度三十年不敢轻举妄动;巴基斯坦干脆全面倒向中国;朝鲜试图采取一条在中苏之间平衡的路线;越南尚在恢复战争创伤:东南亚邻国遍布中国支持的游击队,迫使其政府必须向中国示好以求和平。

  现在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可以总结出很多强有力的潜规则。这里不妨略举几条:

  ——友国的贫穷是我们的财富。那个时代的外交决策不把穷朋友视为一种不必要的负担。相反,那时的中国善于结交穷朋友。事实上,与穷朋友的关系更容易维系,因为我们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赢得对方的友谊。

  ——外援是外交的不可缺手段。“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如果我们不肯出钱出枪帮助邻国抵御敌对势力,那么就得准备牺牲国民和经济以反抗侵略。因此,毛泽东时代出现了“勒紧裤带支持朋友”的现象,这换来了中国的安全以及国际地位。

  ——不鼓励邻国成为新兴强国。1971年,当美国的越南困境日益显现之时,中国选择了与美国和解,并且推动越南内战停火。同时,中国一边跟缅甸等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一边公开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武装反抗运动。这些现象显示,中国希望保持一个有利的周边力量平衡格局。

  这些潜规则在当时是无法形诸文字的,因为它违反中国公开宣称的外交原则;即使今天谈论它们,也仍然是富于争议的。但它们确实在影响着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后的实用主义短视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安全态势。七十年代末,中国选择与越南交战;八十年代初,中国放弃对东南亚亲华势力的支持;九十年代中,中国对陷入经济困境的朝鲜采取鄙视和冷落的态度……这样,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每当中美争端兴起之时,中国就必然恼火而尴尬地发现:自己的贸易伙伴遍天下,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中美争端中站出来支持中国。

  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台海危机中,中国总是发现自己不得不孤独地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

  这种结果,是中国外交界经济至上主义所结出的恶果。多年来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其他国家都试图把外交部办成不流血的国防部,而中国外交部却被办成了爱流泪的外贸部。中国外交官习惯于把经济利益(赚钱)作为检验对外交往成果的唯一标准,因而断然采取了一种嫌贫爱富的行事准则。毛泽东时代的外援政策被视为一种不赚钱的赔本生意而被大肆批判;很多批判文章纷纷哭着论证当年中国其实不必为友国花上哪怕一个子儿,并且得出一个共同的暗含论点:

  ——勿友不如己者。

  六、越南苦果

  越南是中国三十年来近邻外交中最为经典的失败案例。

  回顾中越交恶的根源,实足令我们苦笑。不过,中国对于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反应,是完全建立在地缘政治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的,符合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思维模式。不过,我始终怀疑关于这个历史过程的书面记录丢失了某个链环,并没有诚实地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外交界的失误;而正是这种失误,导致中国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

  似乎也可以说:如果当年中国采取预防性措施,那么中越军事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这不足以深究。真正有意思的,还是中越关系正常化后的一系列时局演变。

  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使得越南“革新开放”成为可能;而苏联的解体,则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推进,中越关系开始密切化。越南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使得不少中国精英艳羡流涎。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的某些媒体甚至有意把越南树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在2007年左右,以“太傅”自居的皇甫平还鼓吹“越南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向前进”,不过话音未落,越南就陷入金融危机,不得不向皇甫氏所谓“陷入内部争论不能自拔”的中国人民借钱过日子。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且说当年外交部看到越南“革新开放”欣欣向荣,而朝鲜在“国际社会”的围困下举步唯艰,于是采取了厚越薄朝的立场,对存在领土纠纷的越南尊敬有加,对甚少双边争端的朝鲜则冷眼相向。跟外交部的腔调一致,中国媒体赞扬越南“革新开放”的法螺此起彼伏,讽刺朝鲜“封闭僵化”的声音不绝于耳。

  然而,外交部短视的“勿友不如己者”信条很快就得到了报应,而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潜规则再次显示了其有效性。接踵而来的事实证明:分裂而贫穷的邻国最符合中国利益。统一而且正在走向富裕的越南很快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在南沙群岛,越南公开与中国争夺领海。在两国都体认到大炮是科学划定国界的最佳手段之时,越南干脆请来了美国航母,一道在南海共同切磋如何联手消灭中国的南海舰队。

  更绝的是:越南方面甚至羞答答地暗示,如果中国在南海对越南动武,越南则可能索性把金兰湾租给美国作海军基地。换言之,越南将请来一个自费护院的强悍志愿者。

  二十年前外交部制定“互惠互利”外交政策的负责人应已长眠土下。如果他们于黄泉看到这样结局,不知该作何感想?

  七、中国不会听任朝鲜成为越南第二

  中国对越外交的局面固然已难改变,但对朝外交政策尚有余地。

  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朝鲜有成为第二个越南的危险。在最近的朝鲜半岛危机中,韩国当局在叫嚷“武力统一”之余,干脆把射程1500公里的巡航导弹部署到了“三八”线边。这个姿态,与其说是威慑咫尺之外的平壤,不如说是对北京、上海的公开吓唬。这个举动无疑提醒了中国领导人:韩国尚未统一朝鲜半岛,就已经把中国视为当然敌人,决心酬以导弹;如果中国听任韩国统一朝鲜半岛,那么这种导弹还将前进数百公里,把更多的中国目标纳入其射程。

  这就终结了一个中国国内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年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是否是一个错误?

  现在,中国决策界看来已经认识到:一个统一和繁荣的朝鲜不符合中国利益,无论这种统一是由韩国主导还是由朝鲜主导!即使是由朝鲜主导的统一,它也会在实现统一后步越南的后尘,迅速投向美国的怀抱。因此,中国最好的朝鲜政策,就是维持朝鲜半岛分裂的现状,避免在朝鲜半岛崛起一个新兴强国。

  这正是这次中朝长春峰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

  但实现这个目标尚有很多困难。中国必须按照新的思路重建中朝关系。其中的核心是在加强朝鲜防务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特殊的双边经贸关系。这种经贸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它既要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又要有相当程度的援助色彩。其中的道理简单:如果中朝经济圈以赢利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将在耗尽朝鲜的资源后自动停止运行,难以形成长期互补的良性循环。

  所以,建立中朝经济圈,必须有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项目,由中国帮助朝鲜恢复其在苏联解体后陷于瓦解的工业体系,进行必要的技术升级,以适应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只要朝鲜工业品输出开始增加,它的居民购买力就会相应提高,并推动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活力。不过,正如前述,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双方选定恰当的发展项目。这也许是一个需要花费巨大精力和漫长时间的过程。

  但推动中朝经济一体化所付出的力气将是划算的。在双方建立难以分割的经济联系后,朝鲜将不会再轻易离开中国星系。尽管在朝鲜渡过经济难关后,美国肯定会重新考虑诱使朝鲜疏远中国,但结构特殊的中朝经济圈使得朝鲜面临疏远中国的巨大经济风险,于是使得美国的离间图谋归于失败。

  考验大国外交能力的第一个指标,是看它能否有效控制周边国家。一个大国一旦失去周边的盟国,那么纵然拥有巨大的GDP,也只能无奈地赤裸着空手面对来自全金属外壳对手的强有力攻击。

  (地球村过客)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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